群聊泄密门，记者啥事没有？

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尔兹将《大西洋》月刊总编辑戈德伯格拉进了一个商业聊天软件的群聊中，群内还有副总统万斯、国务卿卢比奥、国防部长海格赛斯等人。

今天的文章，就来讲讲为什么《大西洋》月刊可以将这些机密信息刊登出来？而且还是前后两次？

我们可以先来看四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，它们分别发生在1919年，1951年，1969年与1971年。

首先是1919年的申克诉美国案。

1917年，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并制定了《间谍法》，该法律禁止任何干扰征兵的行为。

申克认为强制征兵制度违反了宪法第13修正案，他的理由是强制征兵等同于强制劳动与奴役。

于是申克到处散发传单，鼓励人们违抗《间谍法》，不要加入军队、拒绝服役。

申克很快就被起诉了，后来案子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。最高法院以9比0的结果，确认申克可以被判刑。

但同时，最高法院也制定了一个关于言论自由的标准。即如果一项言论不能引发“明显而现实的危险（Clear and Present Danger）”，那么这种言论就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，是不受限制的。

什么叫明显而现实的危险呢？最高法院举例说：假如剧院里完全没有起火，一个人却大喊“着火”了，那么这种言论就是不受保护的。因为此种言论容易引发人群骚动、恐慌与踩踏事故，从而造成人员伤亡。

最高法院也认为，在战争时期鼓励人们违抗法律，尤其是鼓励人们抗拒兵役，是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的行为，这种行为即构成了“明显而现实的危险”。

戈登博格

到了1951年，最高法院在丹尼斯诉美国案中，修改了1919年所确立的“明显而现实的危险”这一原则。

这个案子不好细讲，就讲结果吧。

最高法院以6比2的结果，判定丹尼斯败诉，并入狱服刑。

同时，最高法院认为，如果一项言论构成了“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危险（grave and irreparable danger）”，那么这种言论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。

政府可以提前禁止或限制此类言论，而不必等到此种言论引发暴力行为后才加以限制。

在1951年的判决后，美国政府想要限制一种言论的难度，明显提高了。标准从“明显而现实的危险”，变成了“严重且无法挽回的危险”。

到了1969年，最高法院在布兰登堡诉俄亥俄案中，又推翻了1951年时在丹尼斯诉美国案中的判决。

布兰登堡是一名3K党头目，在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，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的布兰登堡暗示说，如果政府继续推行黑人平权运动，那么他们将不会一直忍耐下去，将前往华盛顿讨说法、将不得不采取行动等。

布兰登堡的这些言论，触犯了俄亥俄州的一项禁止煽动暴力行为的法律，于是他被判刑。布兰登堡不服判决，最后上诉到了最高法院。

最高法院以9比0的结果，判决俄亥俄的那部法律违宪，布兰登堡胜诉。

法院认为：当一项言论煽动即刻暴力时（imminent lawless action），政府才能限制此种言论。

所以，必须同时满足“煽动暴力”与“即刻”这两项要求，美国政府才能采取行动。

这个新的标准，就推翻了1951年时的标准。

上面这些案例和这几天的“泄密门”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当然有关系，它们都和言论自由的边界有关，都和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有关。

如果你认为上面这些案例的相关系还不是特别足，毕竟它们都不涉及“泄密”一事，那么还有一个案例，和现在的“泄密门”就是完全的强相关了。

这就是1971年的纽约时报诉美国案。

1971年初，纽约时报搞到了一份7000多页的政府机密文件，这些文件与越南战争有关。

6月13日，纽约时报刊登了相关报道。政府在第二天立马向联邦地方法院申请了限制令，法院采纳了政府的意见，要求纽约时报停止刊发与机密文件相关的文章。时报没有办法，只好停载。

但是，6月18日，华盛顿邮报也开始刊发自己版本的、与机密文件相关的文章。于是助理司法部长奎伦斯特立即要求邮报停止刊发，邮报拒绝了。奎伦斯特便要求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发布禁止令，但是地方法院拒绝了，于是奎伦斯特又上诉到了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法院，巡回法院也拒绝了奎伦斯特。

最后这个案子一路来到了最高法院。

最高法院以6比3判决政府败诉，纽约时报得以继续刊登机密文件。

现在的泄密门，与1971年的事件相比，都还不在一个量级上，当初都无法阻止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刊登机密信息，如今也就更不可能阻止《大西洋》月刊与戈登博格刊发机密信息了。

而且，戈登博格获取群聊消息的方式，是合法的，他并不是自己黑入了群聊，而是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所邀请入群的。无权接触机秘的美国普通人，也就并没有保守美国国家机密的义务，况且，很多时候他们也分不清哪些是机密，哪些不是机密，普通人本也没有定义机密的权力。

以上就是戈登博格在公开了秘密信息后，仍然可以高枕无忧的原因。